可以提升公民对于共同体的归属感，发挥整合功能。
从十二大党章修改到1982年宪法通过至今，党章和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但是，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条极其重要的原则，从来没有修改。这些重要表述，实际都是宪法的延伸和烘托，值得高度重视、深度解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处理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关系的重大时代背景和重大时代特点，对于正确认识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党内法规是可以突破国家法律的。但在政治纪律处理后，如何在法律程序上予以处理，的确是一个难题，处理得好，就有利于树立起宪法法律权威，但处理得不好，又容易损害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和人民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惩治了一大批挑战宪法法律权威的党内腐败分子，整顿了不少违宪违法的党组织，就使得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特点。这时候，对于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理解，恐怕不能绝对化、机械化，因为在一党领导和执政的国情下，这三个主体是全党、全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核心，宪法的修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本身就要坚持这三个主体的具体领导，涉及全党、全国的重大主张都要由这三个主体领导和提出，如果说宪法法律出台后，这三个主体永远都不能提出突破性的改革主张，不能越宪法法律既有规定的雷池一步，那宪法法律本身就成为静止的东西了，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常理和逻辑。实际上，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三者有机统一的这个说法和精神，早在前述1983年彭真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就提出了。
[3] 参见刘松山：《1981年：胎动而未形的宪法委员会设计》，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五、对党所指的范围应当有明确界定 这是个重要问题，强调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那么，这个党所指为何？ 党是指什么范围的主体？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体遵循的称谓，在抽象意义上，为了与其他党派区别开来，与国家政权机关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笼统地称为党。就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修正《宪法》第3条、第126条、第67条和第104条分别规定了负责制与监督制，《监察法》则规定了负责制+监督制，即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第8条)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第9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主权在民原则的体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创设独立监察权制度，也必然有权对监察机关履行国家腐败治理权的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监察权行使中，上级机关主导监察决策权原则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惩治腐败作为国家早期的观念在现代化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国家功能的发展，引发治理体制的调整。
《宪法》建构的国家监督体系，是一个由元监督的人大监督与派生监督的专属监督构成的体系，后者由具有宪法地位、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监督与行使腐败监督权的监察监督，以及行使财政监督权的审计监督构成。 [17]参见魏昌东：《腐败治理模式与中国立法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5]关于中国反腐败体制问题的研究成果形成于21世纪初，马春生以对中国反腐败体制的理论探讨为题进行了分析，然而，此项研究混淆了反腐败体制与国家腐败治理体系的界限，此外，在政治学、管理学的研究中也提及了反腐败体制的问题。就权力机制而言，是对党和国家事务进行集体领导。根据《监察法》第38条规定:需要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审批程序，成立核查组。因此，对国家和治理的理解与把握是阐释国家治理体系理念演变、角色位移和功能消长的重要思路。
中国腐败治理中所采取的先治标、后治本，以强化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的策略，体现了这一基本规律。受理申诉的监察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诉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宪法》与《监察法》在国家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中，采用了以现行检察领导体制为蓝本加以改造的立法策略，表现为在权力机构的领导体制设定上，就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宪法》第3条、第138条、第67条和第104条分别规定了负责制与监督制原则，即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接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同政治体制不仅决定腐败衍生的可能与模式，也决定着腐败的治理成效。
[10]参见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2版。第二，坚持权力机关监督性领导原则。
一是有利于集中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决策的主观片面性，从而提高办案质量和监察监督的能力。由上一级监察机关决定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具有防止从宽处罚权滥用的监督功能。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23]不同于《宪法》就检察机关内部领导体制中的检察长负责制，《宪法》就监察委员会内部领导体制采纳了委员会负责制的方案。[16]党对监察机关腐败治理权的领导涉及两个重点课题。由个体腐败向群体腐败，再到体制性、制度性腐败，要求腐败治理做出积极回应，包括增加治理机制要素、完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问题。在立案之后，通常采取主要负责人承办制。通过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全面审查，终结监察程序，从而确保监察决定的法律效力和监察活动的效率。
通过强化机制的效能，为反腐制度确立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腐败治理的关键在于，全面推进与落实腐败治理领导权机关腐败治理的战略决策，腐败治理体制作为一国国家治理的规范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组织体制、权力分配体制、权力运行体制以及反腐机关、社会参与的权力行使与组织模式等内容，确保规范体系科学。
第三，监察权一体化原则。[20]而在《宪法》和《监察法》所规定的监察领导体制中，却并不存在这一有效机制，有待立法完善。
尽管立法未规定请示报告的对象，但从集体研究后的语义看，应包括上一级监察委员会。我国已就腐败治理完成了党和国家监督与治理体系的系统改革，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采用了党内监督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的一体化（合署办公)模式，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监督职权的具体运行中，则采取了由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联合办案、根据案件性质分别决定、做出处理的形式，这种具体决定模式，就是党对监察工作领导的主导方式，既有利于加强党对腐败治理权的具体领导，也有利于有效规避既往治理中的困局。
三是从宽处罚的决定建议权。其次，以监督性领导权为中心。1.监察机关组织体制的基本原则 第一，集体行使监察决策权原则。我国监察委员会之所以选择委员会集体决策模式，主要是考虑了以下三个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3]学者陶东明于1990年即提出了腐败滋生的制度性因素的命题，提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所遭遇的腐败属于制度性腐败的主张。
此外，《监察法》第61条和第65条也规定了集体领导下的领导责任，立案依据不充分或者失实，案件处置出现重大失误，监察人员严重违法的，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职务行为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依法予以处理。总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腐败治理中，其领导内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与全面性。
除由党行使对国家监察机关领导机构的人事推荐权、组织与监督权外，党领导监察机关的方式，决定领导与推进的成效，因在理论上涉及功能理论、监督理论与组织理论的多重交叉，同样值得做深入的研究。《监察法》以《宪法》为根据，将领导体制、组织体制与权力运行体制作为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建构重点，在领导体制与组织体制的建构上，确立了三元制的体制建构原则与制度体系，对腐败治理体制内容的理论揭示，有助于深化对立法完善根据与腐败治理权运行正当性的认识。
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在该文中仅界定了反腐败机制的定义，而并未对反腐败体制做出明确的科学定义。 [14]参见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和分类处理意见报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
中国腐败治理领导体制的基本特色是三元领导体制，即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机关的监督性领导、上级机关的业务性领导。一是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二）国家腐败治理体制的组织体制 领导体制侧重于对监察机关内外部机构之间领导关系的构建，而组织体制则更加侧重于对监察权运行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构建。[24]因而，建立监察权的监督系统就非常重要，就监督系统的建设而言，存在着同体监督与异体监督的类型差异，由监察权的唯一性所决定，我国《监察法》采取了自体监督的模式，该法第七章关于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的规定中，对自体监督的内容与程序做出了规定，涉及四项内容:一是说情干预登记备案制度;二是违法接触监察关联人备案制度;三是退职后从业限制制度;四是违法惩戒制度。
另一方面，明确了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腐败治理权的监督性领导权。 [24]参见侯少文：《中国人大监督制度的特色与走向》，载《新视野》2014年第4期。
